目的论的宪政，与礼治相关，天下说到底就是一套以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秩序，所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

古人认为岁星由西向东十二年绕天一周，遂以此纪年。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庄子·列御寇》云：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成玄英疏云：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称，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括囊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也。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礼记·礼运》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执一、无为是《文子》阐述的重要的治国思想，屡见于该书之中。《文子·下德》云：老子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

太一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所以曾经被视为最高神。那么，哲学概念太一、神名太一和星名太一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三者是同时出现的，还是其一是源，另二为流呢？本文认为，太一源于道家素朴的哲学概念，其义为时间上之最古，事物发展之最初，有形体抽象为最大者，而非源于原始巫术仪典和宗教信仰。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求大家按旧的方式生活。

今文家常说：《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各亲其亲和不独亲其亲是相对照的。皆曰：五伐我，犹可以战。[2]官天下传贤，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吴起也是个法家，史载他在楚，废公族疏远者，谓荆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教（楚）悼王……使封君三世而收爵禄，也是大力打击世袭贵族，结果也是被贵人射死。

所以《尸子》又说：皇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古文家起来专讲训诂那也是卑卑不足道的，专去考察怎样才是古代史迹，对于今文学的理想、孔子学术的真谛也就沉晦不明了。在论述辟雍段中，我们曾指出过周代的大学和今文学家理想的大学不同。后考无功，削黜，后考有功，上而赐之矣。

虽然今文学都承认汤、武征诛是革命，但在今文学中还找不出像干宝那样明确提出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的武装革命的思想，他们所理想的革命方法只不过是以素王为目标的禅让。荀卿书见在，其哲学思想和道家接近，又曾征引《道经》。它不仅在战国晚期被认为是和墨家平分秋色的显学，即使在素不好儒且曾焚书坑儒的秦朝也是博士中的多数派。从这段文字来看，至少应有三十多人是儒生。

墨家以孝视天下，战国晚期的儒家也特别重视孝道，《曾子·大孝》以孝来统括各项德目，且又有《孝经》的出现。可见儒、墨同为显学，正是符合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专制君主却含有极大的危险性。

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叙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雾、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洛阳在周时称成周，是周公镇压了武庚（殷后）、管叔、蔡叔的叛乱后，迁殷顽民聚居于洛而筑的新城，殷人的田制原来就是助法，周人灭殷以后，在殷人居住地区（如六遂之类）仍然施行殷的旧制，而在周人聚居的地区（如六乡）则仍施行其自公刘以来就实行的彻田为粮的彻法。

博士们虽谨守师法讲述所讬于古的礼制——理想的制度，对于这些礼制的精神实质已逐渐沦于幽冥而莫知其原的状态。《白虎通义·封禅》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眭孟为《公羊》大师，他向汉帝提出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的意见，正是依据于此。《学记》说：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本文所写，只可说是廖季平先生所提示的方法，初步提出今文学思想中几项主要内容，供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同志们参考，至于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批判，则力有未能。所以汉代的经师们在讲授同一经籍的时候，却讲出了各各不相同的制度，其所以不同的根源，就在于此。

是孔、孟、荀都主张从周。现在看来，今文学在理论上是比较全面的，在制度上是比较具体的。

这就无怪乎汉武不但能接受反而要加以推崇。统治者不准讲论汤武受命，就只好透过《大明》之诗披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来讲论了。

应当说，这些精简正是由于接受了墨家的批评。今学是经学，古学是史学[2]的论断可说是千古定论。

……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3]《白虎通》又还有以功德黜陟迁位的办法。《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我们可以说，董仲舒的今文学，已经是被阉割了的学说。

这些显然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同时也还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敢进行尖锐的斗争。很显然，这已经没有乡、遂、都、鄙之别，也不是助彻并行了。

再从李克、吴起来看，他们虽是子夏弟子，但他们的行事只能说明他们都应当是法家。六乡但称民，而六遂则称野民。

而当时的儒者又不敢鲜明地提出来作为反抗纲领，而讬之于古圣先贤以避难免祸。《荀子·彊国》言：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

在这样的时代里，在一些进步的学者中产生了这种反抗当时专制君主残虐政治的进步理论，完全是适时的，完全是符合人民要求的。古者井田，万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适千乘也。然而禅让却是今文学一大义。我们从上面的讨论看来，也确乎看出这一意识形态的演变事实。

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似乎周人行彻法是肯定的了，但他又说虽周亦助也，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孟子既引龙子治地莫善于助的话，想来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汉承秦制，孝文时，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

而世之学者不能掌握先生学说的精神实质，或见其天人、大小六变之说的妙玄奥秘惶惧而不知所从，或拾其牙慧而大倡毫无根据的议论，有的甚至竟以《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学经典都出于刘歆伪造，为王莽篡汉提供理论根据。所说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由此其选也。